监狱里的1029天，我靠读书找自由 | 人间
一个被嘲笑“书读太多读傻了”的囹圄读书人，最后自救的手段还是读书。
配图 | 《秘密森林2》剧照
2020年的夏天热得出奇。
厚实的透明膜密不透风地附在铁栅栏上，把小小的审讯室隔出了冰火两重天。
那一边，是空调，软椅，香烟。半掩的门外，是自由的世界，时不时有人影在走廊里行色匆匆地晃过；这一边，是冰冷的审讯椅，禁锢双手的铁环，38度蒸腾的高温，上了锁的铁门，审讯结束，门才会打开，被管教从审讯椅上解下，送回深处的囚笼。
这两个仅隔着一层膜的世界，谨守着彼此的分寸。属于冰的凉风一丝也漏不过来，属于火的闷热半点也不敢透过去。
空调已经打到最低，身材魁梧的男警官似乎还是嫌热，一支笔在他指尖转了又转。他身后的门外，隐隐传来远处模糊的嘈杂和压抑的低泣，声音有点耳熟。我盯着唯一在动的那支笔看，脑袋里满是嗡嗡的杂音，神智渐渐迷离，开始疑惑眼前的一切到底是真实还是虚幻。
“听说你是个高考状元？”男警官起身关严了门，彻底隔断了外面的世界。
我悚然惊醒。身上不知经过几手的蓝马甲，散发着不知道属于哪一位“前任”的汗臭，提醒我目前的处境。我无奈地苦笑，并不接茬儿。在这样的场合被人问这样的问题，实在没有多光荣。
“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，说白了就是商业回扣，在你们电商行业，很常见。事情是李强发起的，收钱的是徐明，你只是因为认识徐明，被李强利用，帮他们牵了线而已。”男民警一脸理解，“不过，你是我最近接触的女犯罪嫌疑人里最冷静的，没哭没闹。”
哭闹有用吗？我有一瞬间的怔忡。如果哭闹有用，不用民警说，我绝对能拿出孟姜女的架势，哭他个摧枯拉朽，天崩地裂。只有真正失去自由的人才知道，这种感受绝不夸张：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若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。只要能重获自由，任何代价都愿意支付。只要有人肯开价。不哭闹，无非是一个受过教育的“读书人”，在明知无效的前提下，为自己保留的最后一丝体面。
“你妈妈和爱人就在外面。你出事后，你妈天天守在看守所墙外，想离你近一点。她想见你一面。这个忙我们真没办法帮。但是，早说清楚早回家。塞钱送礼这些事……中国是个人情社会。行贿的，最多缓刑，金额高低也就关系到退赔，没多严重。这样的环境，嘿嘿，读书人……”男民警露出了高深莫测的笑。
创业第一年，我经人介绍从李强手上买过公司和商标，渐渐熟了起来。日常相处，李强仗义可靠，我们处成了朋友，我叫他一声“哥”。
时间久了，李强知道我平台出身，求上了门：“妹子，帮个忙，我有货源，想在平台上开几家店搞点资源，能不能帮我搭个线认识认识‘小二’？好处费什么都不是问题。”
我向来不愿意麻烦以前的同事，生怕让人家为难，不假思索地回绝了。接下来一段时间，李强几乎驻扎在了我们公司，来得比我早，走得比我晚。架不住他的软磨硬泡，我答应试试。
没承想，找到前同事徐明的时候，他一口就答应了：“可以，但是，我不愿接触陌生人，我只认你。”
把徐明的意思转达后，李强顺势说：“小雨，你是专业运营公司的，以后开了店相关的运营工作你来，该给徐明的好处费，你帮我递给他。”
初创团队正缺业务，我想了想，同意了。
就这样，从未见过面的李强和徐明，通过我达成了隐性合作。而现在，我们3个人被徐明所在的公司起诉，出现在了同一份拘留材料里，成了“同犯”。
进了看守所，我才知道除了空调，世界上还有个东西叫冷风机。它做起功来，风吹不动叮在人身上的蚊子，声音却大到面对面说话需要扯着嗓门喊。值夜班人的瞌睡虫，倒是被轰隆隆的声音多少赶跑了一点。
人一旦失去了自由，认知就会变得和“外面”十分不一样。
监室门分两道，一道纯铁板的移门，一道上锁的铁栅栏。白天的时候，移门是不关的，只锁了铁栅栏。通过栏杆和打饭的门洞，可以透过对面的窗，瞄到一角的绿。
小草扎根在脚下的泥土。天好时，阳光明媚，它在微风里摇曳。天差时，风狂雨骤，它在风暴里颤抖。它是自由的，能自由地感应天时，顺应风雨。不像我们，铁门一关，不见天日。24小时不灭的白炽灯亮着，不是墙上高悬的那一个挂钟和偶尔的提审，我根本不知道白天黑天，是晴是雨。
那颗素不相识的小草，几乎成了黯淡人生里仅剩的一抹亮色。我总喜欢在靠近门口时和它对视一眼，然后在被监控提醒“不许向门口张望”之前，及时离开。
我最羡慕的还是那几只来监室门口啄食的小麻雀。每顿饭，大姐推着饭车到室门口，监室“1号”把整理好的碗从一个方方的小孔递出去放在饭车顶部，讨好地报上米饭的块数，再弯着腰一碗碗把饭菜接回来。
大姐手势娴熟，上下起落，不一会儿就能打好一个监室的饭菜，然后推着小车去往另一个监室。大姐一走，“1号”立马拿条毛巾，把手伸出栅栏，竭尽所能地把自己能够着的地面擦干净。略远的地面散落的饭粒，就便宜了小麻雀。
监室里最放松的就餐时光，也是麻雀们的欢乐时光。它们雀叫一声，呼朋唤友。跳跃的身影时不时在栅栏外闪现，不受拘束地叽喳着进食，吃饱了，双翅一振，从窗口直接奔向天空，留给我们一道自由的残影。
我变成了自由的信徒，由衷地爱护每个能拥有它的生命，甚至连监室里的蚂蚁都不忍伤害。夏天，热绝对不是最大的惩罚。监室长长的铺板缝、坑洼的地板洞，里面藏着无数的生灵。蚂蚁，不知名的小爬虫，蜥蜴、壁虎、蜈蚣，甚至还有老鼠这种大家伙。一出现，总能把本已处在人生低谷的一群女人吓得更加惨淡。
有同监把喝完的牛奶盒拆开，撒上点红糖，偷摸放在角落。牛奶加红糖的诱惑，不多久就能吸引到一窝的蚂蚁，再拿个脸盆倒上水，泡进去。反复几次，睡觉的时候，在身上攀爬的蚂蚁明显就少了。
坐铺板的时候偶尔捡到蚂蚁，我不忍捏死，悄悄放到墙角，任它们离开。同监放的牛奶盒几次被我“误捡”，扔到了垃圾桶里。同监跟“1号”抱怨“新来的读书人，拎不清”。“1号”报给了管教，说我“破坏监室环境整洁”。
接下来一个月，我每周多领了1个夜班。但是没关系，我得到的，是这些令人羡慕的小生灵，得以回归自由的国度的希望。
一个监室二三十个平方，住了20多号人。
晚上睡觉，铺板上睡14个，地上开4铺，可以睡12个。加上2个值班的人，补洞睡。一个监室容纳28人没问题，挤一挤，30个也凑活。
晚上20:30开始到次晨的6:30，共安排4组夜班，2人一班，一站一坐，交替休息。多数人最喜欢第一班，其次是第四班，前者上完可以睡整夜，后者醒了直接连天亮，二者中途的睡眠不会被打断。
“1号”排班的时候，习惯性问了一句：“身体怎么样，有没有特殊情况？”我摇摇头。监室里年纪大的人不少，人人都挑班的话，是照顾不过来的。我的思维是，尽量少给人添麻烦。然后，毫无意外地收获了一堆第二班第三班，每天还不一样。
有人提醒我，去和“1号”搞搞关系，说说好话，每天换成同一个时段夜班，至少生物钟稳定一点，不会那么累。我想了想，摇摇头。反正也睡不着，何必呢。对刚失去自由的人来说，一夜梦境不是恩赐，而是折磨。梦里没有蓝天白云，自由世界，只有牵强的笑颜，惨烈的泪眼，还有反反复复的自我怀疑：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醒过来后，会陷入更久的“是梦是醒”的迷茫。所以，我宁愿值班，清醒地面对当下的困境，一遍一遍舔舐、消化，一点点提升自己的承受能力。
比我更喜欢我值班的，是一个偷钢材进来的老太太和一个打扫厕所时扭伤了腿的新人。
老太太年纪大了，腿脚不便，值班的时候一坐下就舍不得站起来。我实在站得腿酸，示意她站一下，让我坐会儿，老太太的嘴巴立马开始不干不净。看看一室熟睡的人，我赶紧示意她“嘘”，忍耐着继续站下去。
扭伤腿的新人如愿换了个轻松的内务，值班的时候，一脸难为情地示意我她腿疼，站不住。我无奈，渐渐习惯了和她们俩无论哪个搭班，就站一个通班。没有其他人愿意和她俩搭班，渐渐地，她们就成了我的固定搭档。
老太太和那个新人都是幸运的，她俩一个缓刑，一个取保，20多天后，民警来通知释放，两个人欢天喜地，铁门一开，一溜烟跑得飞快，压根看不出一点腿脚不便的痕迹。刚巧，我在前岗值班，俩人走的时候，不约而同回头看了我一样，眼神里分明写着：“读书人，嘿，真好骗。”
民警调侃，堂堂“高材生”，竟然不懂法。
我苦笑。如果不是这次意外，我也没意识到自己是个法盲。
我一心以为，商业回扣最多有违商业道德，没承想竟涉及犯罪。而我认为的自己充其量不过是中间人的行为，竟已构成行贿的共同犯罪。
我从没想过，一个人从被公安带走，到被判坐牢，中间的时间到底是待在哪里的。即使是轰动社会的案件，出现在新闻媒体里的，也多半是破案、抓捕、服刑环节，鲜有“看守所”的身影，以至于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所谓“看守所”，到底是干嘛的。更不知道一个人从被公安带走，到送到监狱，中间需要经历短则几月、多则几年的羁押等待。
监室里的人对我态度渐渐和蔼起来，说“还是读书人好，记性好”。是啊，监规纪律整整4张双面A4纸的内容，听说有些人背到37天取保走了还没背完。我2天就背完了。这意味着家里的汇款一到，就可以“开账”了。
然而，防疫形势严峻，物资寄送困难，连汇款都格外慢一些，好不容易赶在月底前收到钱，开了账，到货通常需要1个月。但我希望那些东西永远发不下来——按司法流程，37天内有2次取保机会。30天内是公安取保，31到37天是检察院取保。取保成功的话，自然就拿不到了。
过了一阵，来了个坏消息：因为疫情，律师足足排了15天的队才终于见到了我，民警早已多次录了口供。
律师进来就给我泼了冷水：“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，6万元开始入刑，200万以上就3年以上，缓刑的可能性就变小了——你供述的金额太大了。”
“李强给的现金，我压根没打开。民警说，行贿不严重，金额多少只关系到退赔。我才顺着他的话猜了金额。”我急急申辩，希望律师对我说“还能再抢救一下”。
好在还有个好消息：律师念了本市近5年和我同罪名的相关判例，全是缓刑，包括不少金额200万以上的。
“刑事案件的金额一定会关系到量刑……”律师叹了口气，“但这个罪名，确实性质不差，取保和缓刑的可能性还是大的。我们尽量努力。”
绝望中的人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，选择性听进了好消息，冰凉的心热了起来。
监室里有些爱八卦的，一到放风就到处打听别人的案子。我跟一个大姐提到了律师讲的话，大姐兴奋得满脸潮红，似乎马上要取保的那个是她。她已经在看守所待了2年多了，还没等到一审开庭。
第二天放风的时候，大姐先塞给我一包零食，然后把家人的电话号码小声报了一遍，请我帮忙带话。那天在“风场”，一共有3个人偷偷给我留了号码，嘱咐我一段说辞。后来，又陆陆续续收到了好些个电话号码。
晚上值班的时候，我看着铺位上的人，脑子里对应的不是她们1到4位的“识别服号码”，而是11位的手机号。
25个人，我背了18个号码。虽然自己还没“发货”，但是我突然不缺零食了，总有“老人”给我塞零食，吃饭的时候主动拌饭分给我，酱油醋老干妈随便拿，推都推不掉。一到放风时间，我就像读书时一样，要被各科老师“抽背”：“号码还记得吗？我讲的事你说一遍看看……”
虽然不能公然宣之于口，但经验丰富的老人们早就看出来托我带话的实在不少，生怕自己的“要事”被忘了。好在我经受住了考验，每次“抽背”都顺利过关。体验过和家人被一堵高墙阻断连接的感觉，我太能理解她们的想法了——这种境遇下认识的陌生人，案子的事是不敢随便说的，怕你反手出卖她立功。无非就是些思念、忧虑、渴望之类的内容。女人，最多的是怕丈夫不等自己，怕孩子不认自己。
和大姐们越来越熟，我越发觉得，哪有那么多坏人。多数不过是为了生计的可怜人罢了。人生最低谷的境遇里，哪怕别人给的只是一包饼干，半个苹果，都忍不住想倾尽全力去报答。
遗憾的是，30天公安取保失败后，第36天，我等来了检察院的逮捕证。
放风时，总爱围在我身边的大姐们突然都不见了。
取保失败，明明我才应该是那个最难承受的人，可大姐们仿佛被一个假装能取保骗吃骗喝的骗子玩弄了，看起来更加受伤。有种荒诞感冲淡了我的悲伤。
签逮捕证的隔天，民警例行公事来看守所提审。
“你是中间人，可轻可重。往轻里说，李强和徐明‘郎有情妾有意’，你只是从旁助推，怎么谋利谋多少利和你没啥关系。往重里讲，按李强的说法，他只是把钱给了你。你送多少，怎么送的，他都不知情。”
“你没有公司职务，不存在职务便利，李强给你钱，不算行贿。你给徐明的钱，不论替谁谋利，那就是实打实的行贿。李强甚至可以把自己摘出去，留下你和徐明，一个行贿，一个受贿，刚好闭环……”
那一晚，我辗转难眠。我一直喊“哥”的李强，家里有2个孩子，他当然很想出去，可我的孩子也还没有断奶啊。
监室里芸芸众生，有人化悲愤为食欲，有人吵架打架。而读书人的悲苦、愤懑，大抵只能通过文字发泄了。看守所每个月要交的心得体会，是我们为数不多能用纸笔的机会。
对自由极度的渴望，对亲人千般思念、万般愧疚，对命运无常的慨叹和哲思，在我的身体里肆意冲撞，和肚子里的那点墨水搅和到了一起，催生出了浓浓的抒发的欲望。每一动笔，洋洋洒洒一两千字不自觉就流了出来。
这可看呆了半天憋不出一行字的大多数。民主生活会上，“1号”意有所指地看着我：“自监室组建以后，从没有人密密实实写满一张纸的正反面，管教重点表扬了。其他半页纸都没写满的，重写。以后，门槛提高了。”
有个贩毒超过50克的大姐当场甩了脸子：“这么能写，一个监室都你写得了。会读书了不起吗？还不是来这里了，装什么装！”
我把头埋得低低的，直到被监控室的管教敲了监仓对讲。
上个月开的账陆陆续续发到手了，屁屁的待遇，终于从看守所发的糙纸，升级到了双熊猫皱纹卫生纸。吃完饭，我也舍得抽张“洁云”擦一擦了。
平时推辞不过，吃了用了别人的，我都加倍还了回去——吃一片饼干，还一包。吃一口蛋糕，还一袋。
梅雨是继酷热之后的另一个考验。小小的“风场”，20多个女人的衣物层层叠叠。一人2个衣架，一周下来，每个衣架上摞的7、8件衣服，一件都没干，还馊了。律师来过以后，我特意喊家人多寄了些一次性内裤。衣服可以少换洗，内衣裤可不行。东西是寄进来了，可用完就扔实在太奢侈了，洗洗还能穿。刚来时，连换洗的内裤都是老人拿穿过洗干净的接济的，实在做不出浪费的事。
大部分自己舍不得穿的新内裤，接济了室里“三无”（没钱没衣服没家属管）的老人，和刚进来缺衣少穿的新人。
“小学开始父母就不管我了。男朋友在我进来3个月就失联了。哎，都快换季了，好羡慕你们有衣服收。”足浴店的收银小姐姐已经多次跟我聊没衣服的事了。耐不住磨，我又给了她几件新衣服新内裤。
没过多久，这个小姐姐因为违规被“罚班”，我竟看到一个大学刚毕业的新人小姑娘总自觉去帮她顶班。放风的时候，无意间被人挤到了小姐姐和小姑娘身后。她俩没注意到我，正在聊天。
小姐姐：“这地方没好人，像我这样单纯热心乐于助人的人真的不多了。”
小姑娘感激地看着她，连连点头，手里攥着一条没拆开的新内裤。
小姐姐：“能出去的话，帮我给家人打个电话，求他们给我打点钱，跟他们说我以后出去了会还的。”
小姑娘拍着胸脯打包票：“姐姐，能出去的话我给你打钱。谢谢你雪中送炭。”
小姐姐满意地点头，转身抱着盆去洗衣服了。
我清晰地听到她嘴里在嘟哝：“得亏这些读书人，嘿嘿……”
后来我发现，这个小姐姐时常从“傻气”的老人手里讨点衣服纸巾，送给新人，再在“37天”前后，可着有希望出去的人哭穷卖惨。话真带出去不少，钱依然没人给她打。每个人走之前都答应得好好的，最后真打钱的，只有那个小姑娘。
“逮捕后的2个月侦查期到了，资料已经提交给检察院了，后续我不怎么会来了。”再次见面，民警仍旧转着笔，“取保申请，当初帮你提交过，可李强的每笔钱，确实都通过你，你太重要了。”
律师说过，口供里不该去估算金额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。口供录了，再要以诱供名义推翻前面的口供，几乎不可能。取保失败，问题就是出在这里。
“你一直问他们好不好、会怎么样——李强把责任全推给你了，他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，取保了。你现在是公诉人眼里拖他们俩下水的首恶了，先操心自己吧……”
我不语。
“不是什么难听的罪名，出去以后，重新开始吧。”民警撂下最后一句，走了。
放风时间来了“大账”，“1号”招呼几个洗完衣服的一起进监室领。人手不够，“1号”犹豫了几秒，门口的管教开始催促了。我被抓了壮丁。
200包花生，90包香肠，150袋苏打，30袋红糖。我数来数去，花生多了2包，香肠少了1袋，苏打没错，红糖多了1袋。“1号”哈着腰报给定账的管教：“香肠少了1包，其他没错。”我刚想开口纠正，旁边的“2号”狠狠在我胳膊拧了一把。
多出来的东西被“1号”用自己的打包袋顺势收了起来。还有3双拖鞋，接货的刚好3个人，“1号”给了我们每人一双：“拿着，别多问，管住嘴。”
我以为她们只是占看守所的便宜，直到遇到了一个特别细致的姑娘。
“我开账一共624块3毛6，自己算好的价格，为什么扣款多出了22块5？”她问。
“1号”愣了一下，回复：“手写出去的单子，管教登记错了也是有的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，不兴维权那一套，发到什么就是什么。”
认真姑娘十分执着：“钱多扣了，可我发到手的东西并没有多。”
“1号”从监室公用物资里拿了两瓶洗发水，堵住了姑娘的嘴：“一点儿小事，别给管教添麻烦啦。”
我脑中灵光一现——22块5，刚好是3双鞋的价格。“手写的单子”，听说，以前也有过，把别人交上来的纸条上的“1”改成“4”，多出来的还没发到个人的时候就截留。大多数人很难发现。即使最后凭空多出了一堆东西，1号一句“可能管教弄错了”，质疑的人也不敢起“维权”的心思——偏偏这次遇上了认真姑娘。
那双鞋来得怪异，我一直没用，还找了个借口私下给了认真姑娘等价的东西。
“1号”阴阳怪气：“本就是行贿进来的，还把自己当道德楷模了。”
躺在铺板上，我呆呆地望着至少离我10米的天花板，老旧的电扇吱吱呀呀地打转。听说这个“1号”在外面也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，涉案金额上亿。人在封闭、匮乏的环境里待久了，都会变得格局全无，醉心钻营占点几块、几十块的便宜吗？我既迷茫又恐惧。
入监逾半年。这个月的心得体会，有人写了一首朗朗上口的诗，用词诙谐，行文流畅，管教惊为天人。
新调来的一个“小哥哥”成了监室里的风云人物。她露出花臂，浑身文身，剃着板寸。刚进门的时候，还以为是管教送错了地方。
小哥哥本科学历，罪名是贩毒。据她自己说，只是帮别人拉了个微信好友，收了500元介绍费。公诉人建议量刑13年。家里父母失望至极，再不管她了，入监快1年，一共只给她打过500块钱，衣服都是别人接济的。
我的律师转达了公诉人的态度：签认罪认罚，建议3年实刑。为争取缓刑，律师还在苦苦沟通。这个形势，早已跌破之前律师给的“最多2年，十有八九缓刑”的预期，足够摧我心肝。
而13年是什么体验？读书人之间的悲伤似乎更能共情。我对小哥哥油然生起了怜悯，于是，在我这儿，吃的用的随便她拿，还让律师转告家人，衣服买大2号，多寄几套。
监室里的大姐们调侃小哥哥，说她傍上了“金主”，吃穿不愁了。我俩一起看书，一起背诗，浑不在意别人的看法。又一轮监室调整，我跟小哥哥还是分在一起，彼此都很开心。
偶然一次，我值班违规，被停了账，小哥哥可以开账，但是没钱，我索性把小哥哥的账号报给了律师，让律师通知家人，往小哥哥账户打钱。
停账的同时，伴随的是罚班和内务调整。我被调去搞最辛苦的厕所卫生。一般搞卫生要两人搭档，不然甩不动厕所的垫子，很难在规定时间内完成。要强又脸皮薄的我自然是不肯求人的，自己咬着牙扛。
到了甩垫子环节，熟或者不熟，偶有热心的同监犯伸出援手。可膘肥体壮的小哥哥，从来没有下过场。那个月，小哥哥用我家打的钱买了2大袋物资，可里面没有一片饼干是属于我的。
我已经不会失望了。失望多了，渐渐就习惯了。
新的“1号”是个重本毕业的硕士生。她冷眼旁观，轻声说了一句：“‘小哥哥’有吸毒史，进来这么久，换一个监室就傍一个‘金主’，硬是混得吃穿不愁。读书人跟读书人，不一样。”
见公诉人前，律师曾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一定要哭。
可公诉人说出第一句，我就知道完了：“你的微信我看了两天，你是个什么货色，我很清楚。别哭，哭也没用。”
我的自尊心在炸裂边缘，一股气直冲脑门：“什么货色？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不需要你来评价。”
犯罪了，一定是坏人吗？这个哲学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我。除了看我微信，那公诉人看没看到我不占人便宜，不虚言夸大，不贪图享乐，帮人助人，热心公益呢？除了“犯罪嫌疑人”，我也是客户信任的伙伴，员工爱戴的领导，赤诚待人的朋友，父母引以为傲的孩子，孩子不能没有的妈妈呀……
累了，无心自辩，爱怎么判怎么判吧。
检察院认为证据不够充分，退回公安补充侦查2次，退无可退，流程终于快走到法院了。不知不觉，进看守所已近1年，我也从过渡监室换到了隔离监室，方便随时宣判、投牢。新监室的栅栏看出去，能看到草坪上竟开了朵小花，娇艳，活泼，随风摇曳，分外美丽。
见识见长的我渐渐锻炼出了公诉人的眼力——什么人能取保，什么人恐怕会重判，大概几年到几年。
有个阿姨，看守所“四进宫”。在我看来，肯定取不了保了，前科太多。阿姨神秘一笑：“我肯定能出去。”
我不以为然。
结果还不到30天，阿姨就接到了释放通知，走之前得意洋洋：“我的事不小，但就是口供做得好，态度好。打这么多年交道，不是白给的。”
律师每次来都叹气：“你怎么这么傻，这么刚。民警说行贿不严重，金额多少压根没关系，在口供上签字就能取保——这种话怎么能信？公诉人贬低你两句，又何苦回怼？书呆子，哎……”
我怎么能不信呢？越是渴望，就越容易轻信。想到离家的时候，刚学说话的孩子仿佛有预感，突然口齿清晰地喊了一声“妈妈”，我怎么能不渴望呢？
只要能出去，只要能回到家人身边，哪怕只有一天，我甚至愿意用生命来交换。区区几个签名，又算得了什么？犯了罪，该受什么惩罚，自有法律裁定，为何要忍受人格上没有根据的贬低呢？
可是我又错了。
眼看着无数罪名比我重的人都取保走了，我的预期，在不断地降低。
口供做坏了，印象分也完蛋。只能提升自己的接受度和承受力了。
律师送了几本书进来。刑法，刑事诉讼法，取证和质证相关的程序和要求，我拿出钻研文献的劲头，研究了无数遍。按理论，很多缺乏客观证据的口供，都不应该被采纳。但是律师摇头：“理论是理论，实践是实践。你太书生气了。”
我在这样的境遇里，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。民警眼里，我是被李强利用的法盲。公诉人的眼里，我是品行不端的首恶。家人眼里，我是枉担骂名的可怜虫。同犯眼里，我是格格不入的傻子。
……
我将为自己的书生气，付出自由的代价。
看守所生活的主旋律是单调、重复和无聊。墙上的电视放的什么《走西口》《温州一家人》《大宅门》等剧，几乎是和我一起长大的。更无奈的是，很多剧已经单剧循环了不下5遍……
连奶奶辈的人都不爱看了，宁愿两眼放空地发呆。
可读书人有自己的世界。我在图书室找到了一些好东西。从一堆破烂的言情小说里，翻出崭新的经济、历史、哲学、心理方面的好书时，我几乎忘了自己失去的自由。
在外面的时候，忙忙碌碌，偶尔翻书，也只能接受消遣类的书籍，让自己无脑快乐一下。在里面，度日如年，不事生产，反而成了阅读的绝佳土壤。以往喜欢的快销书籍突然失去了魅力，非得有深度、有思考、有内容的书籍才能入眼。
一书在手，物我两忘。监室的阿姨们惋惜地叹气：“本来就老实，这下更成书呆子了。”
她们不懂。读书，有着强健心灵的巨大魔力，给了书呆子一个自由的精神世界，支撑着书呆子忍下去，活下去。
瞧，多有趣。
一个被嘲笑“书读太多读傻了”的囹圄读书人，最后自救的手段还是读书。读着读着，我终于和读书人身上的傻气和解，学会了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，承受现实给予我们的疼痛、苦难和无奈。接受了我终须以“不畏死”的心态，去等待属于自己的结局。
律师来得越来越少了。
越到后面，我们能沟通的东西越少。更重要的是，家属已经把全阶段的费用交清了。37天一过，取保的机会断崖下跌，临近开庭更趋近于0。除非上诉，律师再没有新的收费项。
其实我挺理解律师来得不情不愿。钱收完了，还得干活。他们不会觉得这些“活”是前期客户花了钱买的，只会烦躁于这一单怎么还不结束，耽误了自己去赚别人的钱。收到家属大半年前寄出的信，说前期律师以托人办取保为由，跟他们要了一大笔钱。我父母给了，他们实在舍不得自己的小外孙整天哭着要妈妈。
取保失败，钱当然是不退的。用律师的话说，“该活动的都活动了，是你们自己家人不争气，口供没做好”。
幸亏和家属的沟通时效隔了大半年，不然，气血上涌的我恐怕会把律师骂出去。这会儿，经历过无数夜不能寐、绞尽脑汁的尝试，到底该怎么通过律师向家属传递“我想换律师”的意图后，我早已平和了。总不能是“麻烦给我家里带句话，我觉得律师您不靠谱”吧？
精明的律师早已识破了我话里所有的暗示，修饰润色了才会转告家属。我终于认清，即使有血缘之亲，人和人之间的心电感应是不存在的。所以，我早早就放弃了换律师的念头。而且，父母也没钱了。
我父母学历不高，但也算是那个年代的读书人，一辈子老实本分。他们大约和我一样傻气。在律师拍着胸脯说“这么点小事，分分钟把人捞出来”以后，他们就着急忙慌地把自己住了几十年、市场价140万的房子，以100万元的价格卖了出去，钱都给了律师。
看，这就是“唯利是图”的坏人真实的经济实力。
硕士毕业的“1号”说：“律师费差点比肩涉案金额，不怪公诉人觉得你没有交底，嘿嘿。”
我也咧嘴笑了——这话可千万不敢让父母知道，他们会自责的。
在小小的监室里把四季寒暑都经历了一遍，我越来越平和了。
监室不像监室，倒像是道场。我除了偶尔想一想以后出去了该怎么赚钱回报父母外，什么愤懑、仇恨、不甘、委屈，通通随着时间越来越淡。人生，除生死外无大事。至少我们还好好地活着，无论时间长短，总有回家的那天。
刚来时，我恨不得立刻马上出去，一秒钟都待不下去。时间久了，内心居然有点舍不得走了。
在外界眼里，我们是有污点的人，回归社会，异样目光、有色眼镜是免不了的。但在这里，所有人是平等的。不论是曾经腰缠万贯万人之上，还是社会底层艰难求生，都穿一样颜色的马甲，一个月最多只能花600块。
市值过亿公司的财务总监，内务是洗碗，每顿洗近60个碗，每天3次。
连锁酒店的老板娘，内务是打蒙古包，每天2次，把几十床被子摞得整整齐齐，棱角分明。
“风场”谈笑，财务总监说，以后出去找工作，写简历就说自己有多年家政行业从业经历，没准儿还很吃香。
每天晚饭后有10分钟的散步时光，我们在宽1.5米、长7米的过道上一圈圈快走，老板娘说：“今天这是在草原，这里有花有草有小动物。明天咱们就去海边，心在哪里，我们就在哪里。风景真美，看到了吗？”
我找到了新的生存之道。久病成良医，法律书看多了，成了监室里半个免费律师。请不起律师的，没有家人管的，总爱凑上来咨询一番，试图寻到一点希望。
案子基本尘埃落定的，最爱问被羁押期间家属提出离婚怎么办，财产怎么办，子女抚养权怎么办。年纪大的，会问以后对子女有没有影响，对退休金有没有影响。
知道的，我一一解答，不知道的，查阅书本，倒也十分充实。
“1号”调侃我：“像找到了工作。”
作为这一年多里我见得最多的一个“自由人”，我和那个抓我的警察之间仿佛滋生出了一种奇怪的相互了解。讲话越来越随意。
开庭前，民警最后来了一次，走之前格外认真地打量我：“跟这里的管教打听了下，听说你最近过得挺不错，还是替你开心。”
听到这话，我笑意顿敛：“会有人在这种地方过得好吗？”
他目光沉沉，久久不语，挤出一句“……再熬一熬，投牢了，日子就好过了。最苦就是看守所。”
我知道他是好意，也见过太多监室里的人，投牢执行通知书下来的时候欢天喜地的模样。多荒谬，这个地方的人，最大的快乐和期盼竟然是去坐牢……
“可我一直以为，自己能判缓刑。”我说。
民警不说话了。
“看了我近5年所有的聊天记录，在你眼里，我是坏人吗？”我犹豫许久，还是问出了这个问题。
他默默点了根烟，到走，也没有回答。
在看守所待了1年2个月后，我的判决下来了——认定金额220万。这个区间，非公受贿的法定刑是5年以上。李强判了5年。徐明作为实际获益者，虽没得到期望中的缓刑，但判的是对应档位的最低刑期，3年。因他俩前期取保，投牢以后有利于减假，实际服刑时间不会长。
而我，作为中间人，却因固执和刚直，被公诉人多送了6个月——3年6个月。
家人决定上诉了。我也同意。我不再恐惧了。没有什么是必须得到的，没有什么是不能失去的。无论结局是什么，都能坦然接受了。我怕的是，还有太多书没来得及看，万一突然走了，那些书怎么办。
“1号”安慰我：“听说监狱有图书馆，书只会更多，还是快点离开这个鬼地方。”
我一边点头，一边加快了看书的速度。
裁定下来了，维持原判。预期之外，意料之中。
都说监狱很好，未来会更好，但经历了人生无常的我们，早已比普通人更深刻地懂得，谁知道明天会怎样，抓住当下才是最重要的。
当下，只有看进去的书，读进去的故事，它们才是属于我的。我虽羞于卖惨，可逼迫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却一流。我如饥似渴地看书，偶然抬头，门外那怒放的小花在风里频频点头。
2021年9月。律师最后一次到访。尘埃落定，对彼此的希望和失望都不再有意义，反而能敞开心扉聊两句。
我说：“你知道我最后悔的是什么吗？”
律师摇头。
“最后悔的是，枉我觉得自己是个读书人，竟然坐了牢才发现自己书也没读好。看了李敖的《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80封信》，真是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怎么这么大。同样是坐牢，人家可以旁征博引，写出一封封有知识、有思想的家书给孩子，而我只能不学无术地说想念，太弱了！”
律师怔忪过后，笑得开怀：“难怪你先生托我带话，说收到你的家书，没想到在外面，还能收到你的鸡娃安排和读书作业……无论如何，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，快1年半了，再差再差，可以算一半已经过去了。回家，已经进入倒计时了。”
我眨眼大笑：“隔着一堵墙，交流本来就困难，再不读读一样的书，思想更没法同频了。只能辛苦他们，陪着我一起做这一层修炼了。以后，无论是收到诗，收到散文，还是收到育儿思考、人生感悟，都请他不要惊讶。”
在监狱比看守所“好”这事上，民警倒没骗我——到了监狱，每个月1封信，1个电话，1次可视会见，终于和家人恢复了联系。虽然因为疫情，没法现场会见，但这样的日子，与过去的1年多相比，明显更加让人心情愉悦。
因为疫情，除了信，书和衣服都寄不进来，但监狱里可以买书！
爱人来信说，他再也不阻止老人攒纸壳卖纸壳了，他自己还迷上了在闲鱼上出售旧衣物。
而这些资金，通通打给了我，支持我在里面多买书。他说：“权当供你又读了个大学！”
囹圄3年，常听人说，老婆在里面，老公会等的，少之又少。身边同犯时不时收到的离婚起诉、婚变家信，都印证了这一点。可命运终究是给了我馈赠。日复一日的阅读，豁达了心胸，磨砺了心性，增长了智慧，没有把让高墙把自己磨钝，反而出落得更锋利了。
平均3天一封来信，我和家人分享着《褚时健传》《活着》《傅雷家书》等等书籍的读后感。
看别人经历的相似的境遇，残酷的命运，动荡的时代，个体身上的苦痛被抚慰了，缩小了。
这种交流牢牢地构筑起了我和家人沟通的桥梁。隔着高墙，不仅没有生分，反而感情愈笃。
爱人颇为自得：“李强和徐明的家人都问过我，夫妻分离这种状况，怎么维系感情。我告诉她们，多读书，多交流，当笔友一样去重新谈一次恋爱。现在，她们都实践得不错！”
是的，作为经历了同样的阵痛和分离的3个家庭，最终没有选择相互责备，反而对彼此多了共情和理解。
3个家庭，一起等着各自最重要的人。
2023年3月8日，失去自由1029天以后，我终于在这个不错的日子，率先得以脱下囚服。大墙门口，一家老小齐齐整整，天刚擦亮就等着了。
老妈眼含热泪：“终于不用每礼拜抄诗寄给你，解脱了！”
爱人半是心疼，半是调侃：“小书迷，汇报一下改造成绩？”
我拍拍爱人的肩膀：“身有桎梏，精神自由。帮很多人写家信，发了很多文章，做了电台专栏，收到许多感谢信，鼓舞了很多人。赚了不少奖励，过得充实又富裕。谢谢你赞助的书资！”
小朋友略显拘谨：“妈妈，你以后还去很远的地方工作吗？”
我一把搂住他：“不走了，妈妈以后一直在你身边，陪你读书。好不好？”
听到“读书”，小朋友的脸色一垮。
我摸摸他的小脑袋：“成绩不重要，但读书很重要。等你长大就会明白，人生如海，好书是船，载我们自渡……”
小朋友的双眸清澈又懵懂。
爱人眼神缱绻：“恭喜你，毕业了。”
劫后余生的读书人，终于和家人紧紧相拥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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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花 马
于烈火烹油处，心如止水；
于万劫不复时，坚定执着
本文头图选自电视剧《秘密森林2》(2020)，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，特此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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